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：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城市白領“上山下鄉”務農。
這似乎是現實社會的一個縮影。前者的逃離，更多的是因為務農的比較收益低下，“從土地中刨生活越來越難了”。后者的下鄉，在國民日益頭疼食品安全的背景下，理由也顯得尤為充分。
改革開放前，中國農業因化肥等農資的短缺，大體上仍沿襲傳統的有機農業模式。后來，受高投入、高產出的“石油農業”（又稱化學農業、無機農業）模式沖擊，中國農業逐漸對化肥、農藥產生了依賴性。
盡管這種模式在消滅饑餓方面發揮了作用，但不得不承認，伴隨而來的是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。尤其是在并不完善的市場環境下，更容易產生食品安全問題。
新農人的“自救”
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對《第一財經日報》記者說，在國外，盡管生態農業的叫法各異，但是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：就是在健康的土地上，用健康的生產方式，生產健康的食品，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，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。現實中，支持有機農業，保護的不但是自己，還包括家人的健康，也相應地保護了環境。
目前，消費者的覺醒已經使得有機農業有了市場，而且整個市場份額雖然不大，但還是在逐漸增加的。
消費者們中的一部分，已經開始了自我角色轉換。
易新鮮生態有機農場的創始人曹巖松對本報記者說，最初承租農民土地，進行有機農場嘗試的時候，更多的是為了“自救”。當然消費者除了自己，還包括周邊的朋友。
沒有有機肥，就不會有有機食物。在有機農業生產基地中，種養結合，是比較理想的生態農業的模式。至于農場本身是“禽糧互助”，還是“稻鴨共生”、“稻田養魚”都不重要，關鍵是是否有有機肥料存在。
注重實踐的蔣高明，2006年7月在自己的家鄉—山東省平邑縣蔣家莊成立了弘毅生態農場。弘毅生態農場的土地多為農民不愿意種的澇洼地以及山嶺薄地。
目前，既有種植又有養殖的弘毅生態農場已經能夠完成自循環。生態農莊的重要光合產物來自大田糧食生產。這部分區域的重點是捕獲太陽光能，并固定碳，同時生產糧食和秸稈。如果去掉人工等成本，效益是不明顯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大田所產生的秸稈再配合糧食，可以用于飼養牛、羊等反芻動物。所產生的肥料，又能夠用于生產能源和有機食物，利用反芻動物就實現了秸稈等廢棄產物的第一次升值。
再輔以有機食物生產區，不但生產有機蔬菜，還生產有機水果。因為大量使用有機肥，按照國家和歐盟的標準生產有機食品，優質優價，可實現畝收入萬元。
此外還有庭院經濟區、鄉村經濟開發區、能源生產區、休閑娛樂等其他功能區。
在蔣高明的實踐中，實現生態循環的有機農莊，能夠獲得比現今農業模式更高的收益。
在他的未來設想中，農業的功能應該是綜合性的，不單純是產業，應該包括但不限于文化、旅游、休閑、養老等多功能。
“中國農業哪怕僅10%的農莊實現有機種養，依靠城里人的自覺消費，就可為國家解決許多諸如環境污染、鄉村能源、糧食安全、農民就業等一系列復雜的社會、經濟與環境問題。”蔣高明說。
有機農業的風險
節令更像一種命令。農業收獲的是來自于大自然的饋贈。這就使得農業，尤其是有機農業，無法擺脫自然束縛。
在生產環節，風險多來自于自然界。銷售環節，風險則多來自于市場。對于從事小農經營的農民來說，這是沒有辦法根本克服的，往往會發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。
如今的農業生產模式下，農民利潤有限，要依靠提高產量實現增收，還要承受土地污染的苦果和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。
就生產型農場而言，沈陽沐諾農場的創始人黃英博對本報記者說，主要的成本包括生產物資、勞動力和經營。
“有機農業主要是天天干活，不得閑。時間接近工業生產，勞動量接近農忙時。規模大了有人服務，規模小了全部自己來。”黃英博說。
具體來說，育苗、澆水、翻地、施肥、移苗定植、除草、除蟲等工作，需要根據生產計劃進行。由于苗不可能一次性完成，這一系列工作需要經常進行，可能十天就要一次。日常的風、雨、曬、水、蟲等災害都要管理。
有機蔬菜產量并不高，再加上銷售、運營、配送的費用，直接導致成本高企，傳導到下游，自然使有機食物的價格比普通食物要貴。
這就決定了消費者是中高端人群，白領以上階層。
蔣高明也說，調動農民從事有機農業的積極性并不難，只要這種辛勞得到回報就可以。
同時消費者也應該改變消費觀念，尊重價值規律。總是希望以較便宜的價格購買到有機食物，要么購買到的是假冒的，要么有機食物的供應不可持續。
為了避免銷售不出去的尷尬，有機農場常用的方式是，先招募會員，然后預交費用，常年訂菜。
但有機市場的魚龍混雜，使得造假的成本低廉，很容易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。黃英博說，這就更要求有機農業的生產者，必須是一個有良心的人，至少要有底線。要有耐心和實干精神，不能想著賺快錢。
信任才是核心
當然，為了保證有機食物的生長環境，讓消費者獲得更新鮮、更天然、口味更純正的有機食物，嚴格按照有機產品國家標準（GB/T19630-2011）來操作，對從事有機農業生產每一單元的土壤、種植品種進行認證，設置轉換期、緩沖帶和棲息地，這是從事有機生產的必要條件。
這對于從業者來說自然是一項不菲的費用。高昂的成本也相應提高了從事有機農業的準入門檻，將大部分缺乏資金的中小企業排除在外。
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小企業就沒有生存之道。
對于從事這個領域的中小企業來講，更多的是依賴于消費者對生產者的信任。比如，CSA（社區支持農業）模式更強調的是“分享”，通過城鄉社區相互支持，發展本地生產、本地消費式的小區域經濟合作。
具體來說，消費者與生產者在共同分享有機農場的收獲時，也要共同承擔其中的風險。由于是預先支付菜款，所以如何降低來自于自然界的風險，就尤為重要。
分享收獲（北京）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石嫣認為，消費者重視的不是概念本身，而是產品是否可靠，他們的消費是否能得到足夠的尊重。
“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互信，這是中小企業與消費者所能達成的認證有機食物的最低成本。”程存旺說。
在北京周邊，本報記者觀察發現，有機農場的規模大多并不大，以幾十畝居多。曹巖松對本報記者表示，因為都是朋友，彼此熟悉，在其他信任體系嚴重失靈的情況下，這種信任成為基本保障。
曹巖松表示，農場的規模小，意味著與消費者的溝通成本很低，也便于形成小眾化的生產和消費者的一體化。更何況這是供應朋友圈的消費。
“小眾化的溝通和互信，誰還會在意是否認證呢？”黃英博認為，只有上了規模的企業，因為沒有辦法做到個體溝通，客戶太多了，溝通成本太高，所以就通過認證，通過第三方實現信任。
但是，基于信任建立起來的消費，因為監督成本較高，導致約束條件很少。利益驅動下，行業也存在混亂情況。
蔣高明認為，騙一時騙不了一世，通過市場的選擇再加上政府的監督，充分保護消費的知情權、參與權，才會恢復消費者的信心。大浪淘沙，總會保留行業的優秀者。
不過，即使如此，有機農產品要徹底替代普通農產品很難。目前，有機農業在整個農業生產中所占比重不高。
“當生產者可以堅持無農藥和化肥的種植方式，改變也就開始了。”石嫣說。
